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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简历：

1949年北京人，1968年内蒙古上山下乡，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研究佛教美术五年。一直从事佛教美术考古及文物鉴定，为中外大专院校和文博单位授课，桃李天下。中央电视台《寻宝》节目点评专家。文物著述三十余种，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善画达摩类佛画，对草原人马有深入体会，画风刚健，独树一帜，美术圈及艺术市场颇受好评。

金申 | 从旧藏榆林窟的象牙龛佛像谈及相关的携带式龛像

甘肃安西榆林窟旧藏的所谓象牙佛像，在20世纪50年代阎文儒先生已经介绍过[1]，至今又有数篇披露其来源和考证的文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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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榆林窟旧藏的象牙龛像此像高15.8厘米，为一整段象牙一剖为二，以铜合页连缀，可以牙龛像剖面的佛传故事开合。在象鼻旁有钻孔，闭合后可用绳固定。可知这是古代僧侣携带使用的小型龛像，应称之为象牙龛像。

此像表面雕有骑象人物，手捧舍利塔，象背及象足前后簇拥象奴及随从，手持调象器具，大小共十人。剖开的两扇内面，大致各二十五格，共计五十区划，除去佛塔和没有具体情节的佛立像外，大部分是佛传故事图，如常见的“入胎”、“占梦”、“诞生”、“角力”、“游四门”、“告别爱马”、“说法”、“涅槃”，等等，约有半数以上可以解读，尚有些画面待考(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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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象牙龛像内剖面的佛像故事

笔者所关心的是这件象牙龛像造型样式的来源、产地和作者，并进而综合讨论研究。

一 龛像雕刻所体现的诸种文化因素

首先看造像外表浮雕的捧舍利塔主体人物，其束发缠头，脑后悬发带，坠大耳环，着类似通肩式的披风，肩上有缨穗，衣纹呈密集的装饰性线条。面相丰圆，五官紧凑，似乎表现的是南亚人种，身份并非是所谓的菩萨，倒颇有点像南亚贡献方物的蛮王。象奴们也是卷发，束短裙，袒上身，深目悬鼻，呈热带人种相貌。

在犍陀罗石雕上可见有数件表现分舍利和八国国王捧舍利盒各归其国的小型作品。诸王有的着波斯式短大衣，有的缠头，或乘象辇，或骑象、骑马、骑骆驼，表情欢愉。犍陀罗地区的工匠们站在自己种族(很可能是贵霜族人)的角度，努力表达本族以外不同人种的民族装束和各式坐骑，以符合佛经所描写的诸方异域的八位国王[2](图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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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犍陀罗石雕分舍利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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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犍陀罗石雕分舍利归城

 日本收藏而这件牙雕的主人公，正是分得舍利而归的某国王，而不是菩萨[3]。故此龛像表现的应是分舍利归城图。联系到犍陀罗石雕乃至中亚地区石窟壁画里大量的奉献人、供养人形象，故亦可理解为外藩的首领来献舍利，称为奉献舍利图或许更为合适。

雕刻技法上看，捧舍利的国王衣纹绵密，布满全身，小臂部用竖线，犹如藤缠一般，而象鞍和坐垫披布是用线条来表现的，垫布周缘呈放射形的光芒线，严格说象鞍及坐垫的雕刻手法并不成功，是以装饰风格概念化处理的。从此像绵密的衣纹的雕刻技法看，接近克什米尔雕刻手法。

引人注目的是象足下带壶门形的方台座。这种式的台座在公元5至7世纪中国单尊铜佛像上常可见，例如北魏神龟二年(519年)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台座即如此。到隋唐时铜造像上所见尤多，如隋开皇四年(584年)董钦造弥勒像一铺等[4]。这种壶门台座实际上源于南北朝的榻床足部，如著名的北齐杨子华的《校书图》上可清楚看到(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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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杨子华《校书图》中的榻床 据胡德生《古代家具漫谈》

也就是说，如果这件牙雕的主体是克什米尔风格的，而台座却是明显出自中国。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它的内剖面佛传图一望可知是源于犍陀罗，但细部仍混合有克什米尔和中国的因素，甚至还有西藏佛教美术的蛛丝马迹。这些都为我们探讨作品的产地提供了线索。

内剖面的佛传图，人物虽微小，但雕刻技法极熟练，风格上有着浓重的犍陀罗石雕的影响。可注意两侧的佛立像，其大衣样式及衣褶的排列形式与犍陀罗地区4至5世纪的佛像风格极为近似。

佛传图的构图框架也明显地来源于犍陀罗的底本。例如诞生、占梦、告别爱马、涅槃等和犍陀罗石雕上人物的位置、动态极为吻合。使人惊异的是牙雕的作者如何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造型而不脱逸底本。注意涅槃图，横卧的释迦前弟子们在哀悼，内中甚至有以布覆裹头部的释迦涅槃前最后收纳的弟子须跋陀(Suchadra)。他有时被雕刻为背影式的面向释迦而坐，也有以布覆头作正面的形象(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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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犍陀罗石雕涅槃图中最后皈依的弟子，据宫治昭《涅槃と弥勒の图像学》

即使是如此微妙的细节，牙雕佛传图也丝毫不苟，忠实描摹，没有妄加添删之处。可以推想牙雕作者手边有着可靠的犍陀罗佛传图的底本。尽管佛传图的犍陀罗风味十足，但我们仔细观察那两侧较大些的佛立像，主体虽是犍陀罗风格的，但那胸前密集的“U”形线条和凸起的双腿，仍可分析出这实际上乃是克什米尔雕刻的特点。这些因素也分布于中亚地区，与新疆地区出土的佛像有着一致性。在于阗古国的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佛像(6-7世纪)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此外，我们可注意佛传图里出现的几处莲花座，如舍利塔的台座覆钵部的莲花，左侧中部框内有释迦佛趺坐的束腰形莲花座，以及另几处佛立像足下的莲台。这些莲瓣无例外都是所谓的宝装莲瓣，即每片莲瓣左右为二椭圆形，尖端部略上卷，很是饱满。这是中国汉族雕刻特有的对称形带装饰性的莲瓣，极少见于犍陀罗。犍陀罗系统的莲瓣多是素面无纹的，很薄而有轻柔感，呈写实性(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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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象牙龛像内剖面局部，注意上部的舍利塔

中亚地区的佛像也多数是犍陀罗式的莲瓣，但汉式的左右呈椭圆球状的莲瓣也不时在新疆出土的6至7世纪的佛像上见到，如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多摩科佛寺发现的木雕佛坐像残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汉式莲瓣，此外有多件发现于和田地方的膏泥浮雕式佛坐像，周缘莲瓣也是这种样式的[6]。

可以说，这众多的人物和构图框架虽然明显地来源于犍陀罗石雕，但莲座和莲瓣却反映出中国内陆引入的样式(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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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莫高窟千相塔的唐代泥塑供养菩萨，注意台座莲瓣的样式

此外还有个细节，即内剖面左侧上方应是“入胎”的画面的下方，可发现有火焰形的摩尼宝珠置于四方束腰须弥座上。这种样式的宝珠在印度和犍陀罗乃至中国汉地都较难见到，却是西藏系佛教美术上最常见的饰物，在佛寺屋顶上、佛坛前、香案上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以说，此件牙雕还有西藏的微末信息融汇其内（图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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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象牙龛像内剖面局部，注意上部的摩尼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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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藏传佛教的法轮，外形为摩尼宝珠二 象牙龛像的产地此件龛像虽然包容有诸种文化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而正是这些因素才是解开此件作品产地与作者的钥匙。如前述，此骑象人物的造型及绵密的衣纹手法和坐垫的密集线条以及内剖面佛传图中佛立像的大衣衣纹样式，都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佛像样式极为接近。但克什米尔早期雕刻所见不多，只能参考7世纪以后的作品，尤其是小型铜像，这种衣纹样式是其显著特色。克什米尔的象牙雕刻也是很突出的，如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如来三尊像(8世纪，高13.8厘米)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骨雕舍利容器(9世纪，13.6厘米x11.1厘米)，均雕刻精美，可知克什米尔在象牙和骨制品方面是擅长的[7](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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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克什米尔象牙雕佛坐像,9世纪，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阎文儒先生认为此牙像为印度作。诚然，泛指其为印度作也不为谬。印度的象牙雕刻极精美，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年在阿富汗贝克拉姆(Begram，古称迦毕试)出土多件象牙美术品，均为象牙版片的浮雕，引人注目。这里当年为贵霜王国夏都，从牙雕风格分析是产自印度，时代多为1至5世纪的作品。贝克拉姆出土的象牙雕刻与印度山奇等地石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如强调女性的人体美，那些丰乳细腰的妖艳女子，能看到与印度山奇大塔塔门浮雕以及马土腊地方雕刻夜叉女之间的关联[8]。但此件象牙龛像的佛传图明显地来自犍陀罗，可以说更具有印度西北地区雕刻的气息，整件作品又包容有中国、西藏的艺术因素以及中亚的佛光背部分常用的光芒线等细节，这些因素都可推断出此件作品应产生于一个诸种文化交汇的地区一只有克什米尔地区所具备这诸种条件。克什米尔的佛像雕刻以小型铜像所见为多，也有精致的象牙雕刻和骨雕，但大型连续的佛传图较罕见，也因此之故，此件象牙龛像是以犍陀罗的佛传图为底本雕刻的，也自然是从构图到细部都是犍陀罗味道十足了。克什米尔地区也有木制龛佛像，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龛像(高31.1厘米)虽年代较晚至9、10世纪，但构图庞杂，人物众多。人物的大杏仁形大眼和腿部衣纹以及莲瓣样式，是典型的克什米尔雕刻风格[9](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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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克什米尔木制龛像克什米尔地区大部分地势较高，在海拔4000米左右，但也有耕作区，并且有象。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迦湿弥罗”条:此迦湿弥罗，亦是北天竺。此国稍大，王有三百头象,住在山中。……王及首领诸富有者，衣着与中天不殊。自外百姓，悉被毛毯，复其形丑。土地出铜铁叠布毛毯牛羊，有象少马粳米蒲桃之类[10]。克什米尔地形险要，《悟空行记》上说:“其国四周，山为外郭，总开三路，以设关防，东接吐蕃，北通勃律，西门一路，通干陀罗。”勃律者，大勃律位于今巴尔蒂斯坦，小勃律为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可见是交接犍陀罗，吐蕃及通行西域南麓的要略之地[11]。如果此牙雕为克什米尔所作，那么它当年可能是由克什米尔僧人携带着沿所谓罽宾古道通过吉尔吉特，穿洪札河谷，越过红其拉甫山进入皮山，通过和田[12]，后几经辗转，从西域南路传入榆林窟的。三 象牙龛像的作者与时代我们既已判断骑象者为献舍利而来(或持舍利而归)的国王，那么可以推知，作者所站的立场即自身的人种相貌，肯定是异于那面相臃赘、五官平庸的类似南印度热带人种特征的了。从犍陀罗石雕表现的外国国王一直到中国唐代以来多见的题材如所谓职贡图、八蛮献宝图、昆仑奴等，无一不是尽量强调表现“非我族类”的人体特征。尽管这种表现有时是似是而非、不伦不类、东拼西凑，说不清到底是哪国人形象，但美术作品不是人种学的教学挂图，只要让观者感觉是异族、番邦、外国人就够了。依此推断，作者应是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克什米尔地区当年是属何种族另外要考证的问题，但这里历史上也属犍陀罗艺术的覆盖范围。虽然从较晚的铜佛像特出土分舍利归城图，公元元年前后，(9-12世纪)的相貌看，与犍陀罗佛像的深目高鼻并不完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藏完全一样，但同样是眉毛高挑，大杏仁形双眼、隆鼻、小嘴，与今天的西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相貌很相似。此件牙雕当年说不定也应是出自贵霜系的工匠之手吧。在印度巴尔胡特的石塔拦柱上也可看到骑象国王手捧舍利盒而归的浮雕[13](图13)，与象牙龛佛的构图极为相近。可以说在印度和犍陀罗地区以至克什米尔周边，表现八国王身着不同装束，骑乘象、马、骆驼，持舍利而归的题材，是受当时人们喜爱并广泛地表现在雕刻作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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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印度巴尔胡此件作品的年代，可根据我们熟悉的中国因素加以推断。其壸门台座多见于隋唐的造像，有力的细节是那左侧佛传图内表现的束腰形大莲花座，系盛唐时最流行的样式，参考多尊带纪年的佛像莲花座及莫高窟盛唐诸窟的彩塑菩萨像座，均极为同步。佛传图的人物造型也与新疆地区出土的唐代木雕泥塑佛像一致。故可推断此牙雕应为9至10世纪，相当于中唐至晚唐时期所作。四 携带式龛像的源流象牙龛像属两扇开合型，打开时，即展现上述的佛教故事图，闭合后则呈立体雕塑。与象牙龛像构思相同的是一件犍陀罗的小型石雕佛龛像，颇可玩味。因其仅高7.2厘米，极为小巧，故被称为护符[14]。其开合的两扇仅存一扇，表面浮雕一男子跪在地上正背起一竹篓。男子壮硕，唇上蓄小髭，有点像印度财神库毗罗。竹篓内所盛物呈块状，布有方格，这正是犍陀罗表现舍利的样式。看来这浮雕表现的也应是蛮王献舍利或商人献宝吧。其篓上下各有一孔，显然是穿系绳索用于固定的。其内剖面分上下两格，上为“诞生”，下是“涅槃”;遗失的对面部分，推测应为“出家”及“说法”，是用四相来表现佛传故事的(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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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犍陀罗石雕背负舍利图，外表及内剖面，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尽管象牙龛像和上述犍陀罗的背篓人物像在时代、产地、材质方面都不相同，但二者的设计构思是一样的，即两扇内剖面可作浮雕故事画来观赏，而合二为一时则是件立体的雕刻。据此可推知象牙龛像的形式来自犍陀罗。新疆发现的携带檀龛像外形虽多呈圭柱形(宫治昭称为炮弹形)[15]，然溯其形式显然也是来自犍陀罗。在大英博物馆、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库里伯兰特博物馆以及库罗诺斯收集品中，有多件犍陀罗小型石塔形龛像，其上部为覆钵形，可分两扇开合，内分三段，雕佛传故事图15)。如白沙瓦博物馆的塔形龛，是用称为“苏普斯脱”的软质滑石制成的(3-4世纪，高10.4厘米)，两扇剖面雕“入学”、“角力”、“思惟”、“游四门”、“告别”等六个画面(图16)。又有库罗诺斯收集塔形龛(高11.1厘米)，也图16犍陀罗石雕佛传图，外表及内侧面，分六格，有“入胎”、“角力”、“调象”、“苦行”、“成道”等佛传图。这两件边缘有钻孔，可知是合闭后再束绳再以固定。两石雕仅高十余厘米，甚轻巧，显然是为旅行携带用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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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犍陀罗小型石雕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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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犍陀罗石雕佛坐像，外表及内侧面，白沙瓦博物馆藏木制龛像外表往往是素面不加雕饰，但犍陀罗石雕龛像每扇表面亦浮雕佛像，覆钵部四周面的葫芦形区划往制成葫芦形小龛，内雕坐像。这种葫芦形小龛与印度石窟的洞口样式一样，如阿旃陀石窟洞口多呈此形状。联想到前述象牙龛像的佛传图下部也是这种葫芦形区隔，可推想象牙龛像及檀龛像的样式显然都来源于犍陀罗的小型石龛像(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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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犍陀罗石雕佛造像，注意两侧龛形与象牙龛像内剖面的葫芦形区别库里勃兰特美术馆藏的一扇石雕(高14.6厘米)，内剖面覆钵部雕鬼子母及其夫潘契卡，下方格内雕供养人，属犍陀罗晚期之作[17]。综上所述可知，在犍陀罗石雕中有一类小型的专门用于携带的石龛像，其内剖面多雕佛传故事。在犍陀罗文化的周边地区，也多呈此形式，如象牙龛像尽管材质不同也仍是佛传图。在新疆地区发现的龛像则就地取材，均是木制;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好石质，另一方面用木制更可附会佛经中的檀像典故，且更为轻便。但木制像却不及犍陀罗细腻的石质能精致雕刻大场面的佛传图，故新疆地区的檀龛像(尽管不一定是植木)多雕刻单尊的佛像。仅七格星明屋发现一件雕佛经故事图。在中亚地区广泛出现的檀龛像无疑是受犍陀罗石雕龛像的启发而来，所不同的只是檀龛像外表多数是素面的，少有雕饰。但日本金刚峰寺檀龛像的覆钵基部仍有六组花叶纹，显示出犍陀罗龛像的遗韵。至于象牙龛像和背篓献宝人石雕龛像，尽管外表雕饰纷繁，但外形上大体呈现犍陀罗小石龛的覆钵形。五 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木龛像与这件象牙龛像材质不同但功用相当的还有多件发现于新疆地区的木质龛像，颇引人注目。这种木龛像应称为檀龛像。檀木的一种称牛头旃檀，佛典载优填王曾用来制释迦佛像，其典故渊源深厚，故极受佛教徒尊崇，以至凡是木质佛像，均附会檀像。檀龛佛像有两种作法，一种为一段圆木一剖为二，两扇内剖面雕刻佛像，以金属合页连缀，可以开合，系二扇式的;还有一种三扇式的，即将其中一面再分为二。新疆地区发现的木龛像有多件，现分藏世界各地，代表性的可举例如下:1.斯坦因从莫高窟搜集的二扇式木龛像(高18.5厘米，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其左扇雕观音立像，一手持杨枝，一手持净瓶，冠中有化佛。观音的衣饰冠戴较朴素。右扇雕释迦佛，佛像为磨光肉髻，禅定印，趺坐。龛像风格与西域北道的龟兹诸国的华丽造像相比较略显朴质而有汉风，尤其是脸型优美，五官小巧而集中，这些都属高昌地区佛像风格，应为7世纪左右所制(图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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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莫高窟原藏木龛像，巴黎吉美博物馆藏2.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檀龛像(高13.3厘米)，整体呈桃形，一剖为二，内剖面作深龛形，左扇为交脚菩萨，右扇方台座上划斜物馆藏桃形龛像图19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格纹，二狮子以及拱形券门带有浓厚犍陀罗风格。特殊的是两个小象是用琥珀雕成，极罕见。约6世纪所制，据说是出自于阗地区(图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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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桃形龛像3，伯希和发现于库车阿库尔寺出土的木龛像(高26厘米，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为袒右肩式坐像，衣纹呈浅阶梯式的平板形，与汉地5至6世纪石雕及铜造像的衣纹手法近似，其五官集中、小巧。光背有放射线，这是中亚地区佛像光背通用的手法。制作地不明，说不定是当地制作的。风格上分析应为7世纪所制(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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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库车阿库尔寺佛坐像龛，高26厘米，吉美博物馆藏4.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木龛像最有特色(高36厘米，发现于高昌)，其佛立像身材高挑修美，大衣薄透紧贴躯干，衣纹为“U”形双线阴刻，是克什米尔佛像爱用的，微颔首，整体上有浓厚的笈多时代马土腊佛像影响。膝部作成圆球形，是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雕像习用的手法，这个特征在七格星佛寺遗址出土泥佛像上表现得很清楚（斯坦因《西城》卷叁图版295）。尤其是光背密集的放射线，组成一片灰色调，使主体很突出，可说是西域北道佛像的共同特征。此像虽发现于高昌，但与焉耆地方的雕刻亦多近似之点。应为7世纪初相当于初唐时所作(图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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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高昌发现的佛立像龛，高 36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还有数件残龛像底边呈三角形，推断是原物的三分之一部分，如下例:5.地藏菩萨坐像龛，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发现于高昌，高11.2厘米、德国柏林国立印度博物馆藏，其上清楚地留有铜合页，底边为三角形，佚失的主尊推断应为释迦，另一扇可能为观音(图22)。地藏菩萨着汉式袍服，髡头，题材及风格完全来自汉地，系晚唐9世纪之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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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高昌发现的地藏菩萨坐像龛，高11.2厘米，德国柏林国立印度博物馆藏6.观音坐像龛，格伦威德尔探险队发现于高昌，汉式观音趺坐于莲座，年代已迟至9至10世纪，但制作地仍应在新疆地区。仅高4.8厘米，极为小巧[23](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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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高昌发现的观音菩萨坐像龛，高4.8厘米，德国柏林国立印度博物馆藏7.上述新疆地区发现的檀龛像多数是单尊像，以释迦为主，辅以观音、地藏等。但人物众多的大场面和带有情节性的龛像所见甚稀。引人注目的是斯坦因发现于焉耆七格星明屋寺的残龛像，为三扇式之一部分(6世纪，高28.2厘米，大英博物馆藏)，其上分三区划，上段为佛立像，中段为燃灯佛授记，下段为供养人等。较异者佛像为袒上身，仅着一短裙，似有印度影响。燃灯佛授记故事中的孺童也与通常犍陀罗构图位置不同，位于右侧。菩萨们的发髻花型高大，与西域北道西端图木休克出土的菩萨似更接近(图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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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新疆七格星明屋出土木龛像残段上述数件檀龛像虽然有少数发现于阗的，但从目前资料看，似乎西城北道和吐鲁番地区乃至敦煌一带发现为多。六 中国、朝鲜、日本发现的携带式龛像我国古代文献上记载象牙造像事例不乏可见，亦如顾铁符先生引用《广弘明集》卷十七梁武帝《牙象诏》[25]：大同四年七月诏曰:天慈普覆义无不摄，方便利物岂有方所。上虞县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象，方减二寸，两边双合，俱成兽形。其内一边佛像一十二躯，一边一十五体，刻画明净，巧迹妙绝，将神灵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令人惊异的是其也是象牙所制，且两边双合俱成兽形，与榆林龛象牙构造相同，两剖面内又共雕刻了二十七尊佛像，应该也是佛传故事。萧梁大同四年(538年)掘出，实物还应更早，很可能是西来的梵僧携入南方的。《洛阳伽蓝记》引《西域志》乌苌国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王玄策于唐显庆五年(660年)曾至其寺，即受赠了“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乌苌国即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佛造像有悠久传统，风格接近克什米尔。可知历史上曾有不少西北印度象牙造像流入中国”[26]。汉族地区或说汉式风格样式的龛像，早期实物甚为罕见，但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铜鎏金的小龛像，高7.62厘米，宽3.17厘米，为三角形状，据此可复原其整体样式只能是四方柱形体，而顶部是圆拱形，其原形应是三块组合而成的(图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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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铜龛像此散件正面开三龛，最上拱形龛为禅定佛，中部龛为倚坐佛，下部小龛中间为立柱，两侧有二神王。内剖面右侧分三龛为“蓝毗尼园诞生”、“涅槃”，下方为二供养人。左侧剖面分二龛，上龛为“步步生莲”，下龛似为“出游四门见病人”。造型上佛像均着通肩式大衣，衣纹似圆绳状凸起，佛传图的摩耶夫人穿汉式袍服，造型样式甚为古朴，应是公元600年左右的作品，当为隋唐之际。从风格分析，制作地点应是北方汉族地区。此件作品是犍陀罗石龛像样式传入中国后于内陆用铜制作的最早的携带式龛像，弥足珍贵。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地木龛像都是唐代之物，且多数流传于朝鲜和日本，国内一尊也没有。能够见到的有日本普门院藏佛龛像、干家藏佛龛像(图26)、严岛神社藏佛龛像，以及韩国松广寺藏佛龛像，以高野山金刚峰寺的檀龛像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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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日本普门院藏佛龛像(去掉外罩)高野山藏檀龛像，据空海和尚的《御请来目录》有“刻白檀佛菩萨金刚等一龛”，认为与此物相当。但同目录中记有与此物一同请来的八件物品是金刚智阿阇梨从南天竺国持来，转付大广智阿阇梨，广智三藏又转与青龙阿阇梨，青龙和尚又转赐空海而来[28]。金刚智入唐为开元七年(719年)，已是盛唐、中唐时期。高野山金刚峰寺的龛像为三扇式(高23.1厘米)，正中为佛坐像:右侧菩萨半跏坐于莲花座，冠中有化佛，右手持净瓶，应为观音菩萨;左侧菩萨手中持物不甚明了，推测应为大势至菩萨。主尊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宛如树轮，右手握衣角，有浓厚的马土腊雕像影响(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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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藏龛像，高 23.1厘米 附细部龛内主尊佛坐像主尊马土腊味道甚浓，很可能是参照了印度的范本所作，因之被传说为自南天竺请来似亦不无道理。两侧菩萨像外凸的腹部及朴素的衣饰仍有隋风，菩萨的莲座是汉式饱满的所谓宝装莲瓣，从整体造型看，应为初盛唐之交的作品。此龛像合闭时，覆钵基部浮雕有六组植物纹，仍可窥见犍陀罗石龛像覆钵部所雕小龛的遗意[29]。犍陀罗的小型携带式石龛像，在新疆地区和中国汉族地区以木制龛像的形式在流传。由于其便于携带，且外形似枕头，日本也称之为“枕龛像”。这个名称是中国传入日本的，还是日本首先使用的，尚待考证。但行旅僧说不定真的可以休息时拿龛像权作枕头用，也并非亵渎之举。据《观世音应验记》[30]载南朝的佛教徒，常将小观音像贮藏于头发中供养，如下例:

蜀有一白衣，以旃檀函贮观世音金像，系颈发中。

南公子敖，始平人也。……作小观世音金像，以旃檀函供养，行则顶戴，不令人知。

晋义熙中，司马休之为会稽，……作金像，着颈发中，菜食断谷，入剡山学道。

据上例推知，小金铜佛可以贮之檀函藏于头发中，枕龛佛在行旅时除礼拜供奉外，也未尝不可安枕。此外如伊东史郎所指出的，犍陀罗的小石龛像的样式甚至还强烈地影响了中国的佛塔造型，如北齐时在石佛光背正上方经常出现的四面石塔，还有一些单尊的小石塔，其共同的特征都是基部有植物纹，上部呈覆钵形，特别是顶四角蕉叶呈翼状向外凸出。这种基本形可看出是承袭犍陀罗小石龛像的样式而来，那四角外昂的翼状物恰是犍陀罗小龛覆钵部所竖立的葫芦状小龛变形而来的。此外，五代时流行的吴越王钱弘俶所造阿育王式塔，其也为四面，四角出翼，每面作龛形，内有本生故事如尸毗王救鸽、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月光王舍首、善目王施眼等。这种塔有铜质和铁质的，但外形也明显与北齐石塔有着继承关系。汉族地区的唐以前的檀龛像，目前除日本及朝鲜外，国内似未见有实物，文献上则有唐干封三年(668年)益州都督长史胡公的继母相乐夫人所造檀龛像，卢照邻有《相乐夫人檀龛宝像赞并序》云:

猗欤宝相，显允神工，规模鹿苑，图写龙宫，分身谛听，列坐谈空，群天飒丽，众宝玲珑。

可以推想其檀龛像是佛、菩萨簇集一堂，雕刻应亦华美精细[31]。日本僧圆仁于唐开成三年(838年)人唐，于大中元年(847年)返回日本，其归国前“都维那法遇赠檀龛像一驱，以宛归国供养”，在万年县李侍御送“檀龛像两种”。此外还带回一合僧伽、志公、万回三圣像[32]。日本僧人归国前当然要请佛经、佛像回去，仅圆仁就受赠了四件檀龛像。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檀龛像体小量轻，易于携带，作为行旅僧是最为合适的法物。说不定这也是古代佛徒出行时馈赠的惯例。据伊东史郎的文章就列举了五件唐代龛像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朝鲜和日本，即韩国松广寺(图28)、日本普门院、高野山金刚峰寺、严岛神社、干家，以上五处。至于圆仁携归的龛像今在何处已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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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韩国松广寺藏唐代龛像这些唐代龛像一般都在二三十厘米，木质也许是真正的檀木，故做工精细，雕镂复杂，但时代普遍略晚于新疆的龛像。当年作为朝鲜、日本僧人的请回之物，自然要求上乘之作。这些龛像实际上等于缩小了的石窟龛像，主尊佛像、菩萨、弟子、力士、神王、狮子，济济一堂。龛上方呈帷幕形，在帐上部饰有宝珠、承尘、垂饰等。五代、北宋之际龛像仍有制作，1969年从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舍利塔塔基地宫中出土了一尊木制龛像，从现存形制推测应为三扇式的，然仅存一扇。龛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造型上尚有唐风，也说不定是晚唐的残龛像，后置入地宫的”(图29)[33]。江苏苏州云岩寺塔(虎丘塔)于1956年在塔内第三层的方窟发现石函及铜佛像、观音像多尊及木雕彩色檀龛像一件。同时发现的铜镜背面书有“建隆二年”(961年)的题记，推断应可说明此组供养物的入藏年代[34]。其龛像亦为三扇组合式。中为观音立像，戴高冠，着宽袖大衣，手持念珠，站立莲台上。两侧各有二菩萨，左趺坐，右游戏坐。整体龛像置于一束腰莲座上，观音的造型应为所谓白衣观音，与日本所传的图样一致，据知为此种观音像的最古作例之一(图30)[35]。杭州烟霞洞西壁的石雕观音立像(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吴越王钱弘俶营造烟霞洞)也为白衣观音像，与檀龛像观音样式极接近，应为大致同时代所雕刻(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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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河北定州静志寺出土龛像，高10.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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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苏州虎丘塔发现五代木龛像，高 19.3厘米，苏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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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杭州烟霞洞石雕观音，后周广顺三年又有名为宋代地藏菩萨龛像(高47厘米)[36]，亦为三扇式，主尊头戴风兜，趺坐于莲座，左手捧钵，右手上举，上方为三佛，左右为众弟子、信徒。此龛形较为别致，闭合后上置一屋顶(图32)。主尊的形象，尽管与地藏接近，但地藏像在唐代以髡头为多，此带僧帽，说不定应是僧伽像。徐苹芳先生对僧伽像有精辟的研究”，据徐先生论文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云[37]:

虏主所坐若今之讲坐者，施重茵，头裹皂头巾，带垂后，若今之僧伽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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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宋代僧伽像龛，附龛像展开从这件龛像看确也头戴僧帽，带垂两肩，应即所云僧伽帽，则主尊为僧伽较妥。日僧圆仁回国时受赠了三种檀龛像，但未云龛像的内容，除此之外，还带回了“檀龛僧伽、志公、万回三圣像一合”，可知唐代末年僧伽崇拜的盛行，且有将三圣像制成一龛的，故这件名为地藏的龛像很可能是僧伽龛像。附记:此为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收入《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本文杀青后，偶于栗田功《ガン タ一ラ美术》第二集中又发现一件小型石龛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亦为双开合式的，仅存一页，高8.9厘米。此件与本文中所举的背负舍利龛像构思构图完全相同，但文中所举的人物形象似土著印度人，上着衫，下挽短裤。而此件是深目长髯，穿窄袖衣，腰束裙，下着长靴，类似西北印度的伊朗系人。且竹篓上还趴着一个小孩。内剖面上为诞生，下为涅槃。二件小石龛构思相同，可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携带龛像(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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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犍陀罗小型石雕龛像，高 8.9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又据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梁丰女士见告，始知日本小泉惠英氏写有《西北印度的携带用龛像》一文(见《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第三十五号“西北インドの携带用龛像”)，急请日本国立博物馆的松元伸之氏索寄一册，发现拙文与小泉氏所引用材料多有互见之处，巧合之至。小泉氏论文对榆林窟象牙龛像各区划的佛画内容考证颇详，对犍陀罗的同类小型龛像材料搜集得亦很丰富，文章颇可一读。图34的铜质龛像引自小泉论文，此件拍摄角度较我的文章所引用的图片更容易明了其构造，特附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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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日本小泉惠英氏论文中铜质龛像内剖面左扇、右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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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携带式龛像发现地理位置示意图注释：[1]：阎文儒:《谈象牙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月号[2]：栗田功:《ガンダ一ラ美术》(1)，仏伝部,二玄社1988年版。[3]：《シルクロ一ドの煌めき一中国?美の至宝》，1999年赴日本西域展图录解说[4]：二件均见拙著《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5]：宫治昭:《涅槃と弥勒佛像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6]：孟凡人:《新疆古代雕刻辑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7]：《ボストン美术馆东洋美术名品集》，日本放送协会出版。[8]：《世界美术全集》“インド、东南アジア”卷，小学馆1999年版。[9]：3RossE.Taggart,Handbook of the Nelson Gallery ofArt Atkins Museum,1973.[10]：《大正藏》五十一册《游方记抄》“往五天竺国传”。[11]：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12]：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晁华山执笔第二编“印度与中亚”,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13]：山田树人:《シルクロ一ドの仏たち》，里文出版,平成二年。[14]：东京国立博物馆料馆藏照片，ガンダ一ラ部分，No.156046号。[15]：官治昭:《ガンダ一ラ仏の不思议》，讲谈社1996年版。[16]：引自《国华》1111号,伊东史郎:《金刚峰寺诸尊佛龛(枕木尊) について》[17]：同上[18]：《三藏法师の道》展览图录，朝日新闻社，1999年。[19]：《プッダ展》图录,东武美术馆等，1998年。[20]：《シルクロ一ド大美术展》图录，1996年，日本。[21]：《シルクロ一ド大美术展》图录，1996年，日本。[22]：《ダイツ?トウルフアン探险队·西城美术展》图录，1991年，日本。[23]：同上。[24]：《酉城の美术》スタンインコレクション,讲谈社。[25]： 顾铁符:《象牙造像说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号:《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26]：《大正藏》五十一册《游方记抄》“往五天竺国传”。[27]：d'Argence Turner,Chinese,Korean and Japanese Sculpture,1974.[28]：《世界美术全集》隋唐卷，小学馆1999年版。[29]：引自《国华》1111号,伊东史郎:《金刚峰寺诸尊佛龛(枕木尊) について》。[30]：傅亮、张演等:《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版。[31]：引自《国华》1111号,伊东史郎:《金刚峰寺诸尊佛龛(枕木尊) について》。[32]：同上[33]：《西域の美术》スタンインコレクション，讲谈社。[34]：苏州市文管会:《苏州虎丘云岩寺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1957年第11期。[35]：《世界美术全集》东洋编五,第三章“雕刻”解说(长冈龙作)，引日本《别尊杂记》卷二十。[36]：金申:《佛教雕刻名品图录》148图，此件现藏捷克布拉格国家画廊。[37]：徐苹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讲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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